来源:证券时报
新加坡本地人也困扰于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问题,在本地社区经常可以见到各类对于物价的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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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来,新加坡这一个赤道国家在媒体笔下已是寸土寸金。新移民像一茬又一茬的春笋拔了又长。
在看似繁荣的表象下,新加坡面临着“残酷的通胀”。三年疫情之下,全球供应链中断对这一个外向依赖型国家形成了挑战,叠加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的浪潮加剧、高通货膨胀、经济增长拖缓、地缘政治等问题,局限于国土面积、资源、劳动力等问题,新加坡不得不直面经济挑战。
前不久,我去一家牙科诊所洗牙,花了差不多300新元(新元与人民币汇率为1:5.2),大概是上海同等服务价格的2倍。即使在免除消费税、服务费的食阁吃饭,一家三口平均一顿饭的花费总计也为30至40新元左右。而对于需要租房的外来移民、就业者来说,新加坡东部一间40平方米的公寓,房租可达5000新元,同比上涨30%-40%。
我认识一位来自中国内地的陪读妈妈,一年多前,她辞去互联网大厂年薪百万的工作,离开在证券业工作的丈夫,独自带着女儿从北京来到新加坡读幼儿园,每个周末,孩子除了补习英文,还需要上数学课,甚至还有珠心算。这还没完,芭蕾课、钢琴课、绘画课,甚至还有骑马课,孩子都得上。
我掐指帮她算了一下,新加坡物价高企,她的房租每月4000新元、幼儿园每月学费2000新元,7个补习班(10节课为一个教程)平均1000新元,加上七七八八的生活费、交通费、置装费,按这个标准,陪读一年至少得花上90万元人民币。
我笑她“直把杭州作汴州”,把鸡娃做到了极致。她从山东的一个小县城考到北京的大学,通过多年奋斗在北京立足,高竞争习惯已经焊在了她的每一个毛细血管里。
有一天深夜,她忽然给我发信息:“有点坚持不下去了。”高昂的生活成本,加上丈夫所在的行业下行,面临降薪的风险,让她严重焦虑,并对新加坡陪读生涯产生了怀疑。而在社交媒体上,也不断有陪读妈妈爆出离开新加坡的消息,主要原因包括并不限于生活成本高、远离家乡的不习惯,及相比中国断崖式下降的生活质量。
新加坡本地人也困扰于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问题,在本地社区经常可以见到各类对于物价的抱怨。今年1月1日起,消费税由8%调整至9%。在调税的前夜,新加坡超市涌现了抢购潮,不少居民的购物车里堆满了纸巾、牛奶等生活必需品。本地超市趁势推出帮助居民对抗通货膨胀的促销优惠,打出“一点点帮助,全是为了你”之类的暖心口号。
2月14日,新加坡政府推出国家新政财政预算案。这一份支出高达78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368亿元)的预算案着重于协助各阶层的新加坡人缓解生活费用高涨的焦虑,希望帮助该国公民应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更高的商品税和服务税。
在新的预算案中,为了缓解生活成本上涨的压力,政府将提高消费税补助券金额,2023年最高补助从500新元(约合2567元)增至700新元,2024年再进一步调高至850新元。此外,在“定心与援助配套下”,政府将给予民众生活费特别补助,从200新元至400新元不等,根据税收情况而定;政府还将提高明年派发的邻里购物券金额,每户家庭可获得300新元,部分低收入家庭还能获得更多补助。为了提高本地生育率,还增加了公共住房津贴、婴儿花红数字,提高了有薪陪产假和无薪育儿假天数。
不过,这一份财政预算案对富人及外来移民存在“薅羊毛”之嫌,例如住房的买方印花税上涨、车辆附加注册费上涨、取消女佣税务补助,及减少了针对高收入在职妈妈的税务减免。
不管怎么说,这一份财政预算案顾及了大部分民众的情绪与现实利益,受到了社会的欢迎。有专家指出,目前,新加坡的通胀率依然处于高位,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调控,帮助解决生活成本问题,将刺激本地社会消费,降低失业率,同时包括“发钱”等增加补贴支出等手段有助于相关概念股的上涨,向资本市场注入乐观情绪。
(作者系旅居新加坡中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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