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焦点！河洛名碑鉴赏 如日中天的碑额刻辞 辟雍碑碑额解读

河洛名碑鉴赏

如日中天的碑额刻辞

辟雍碑碑额解读

(资料图)

胡树青（古文化学者中国古都

学会第六第七届理事）

20上世纪30年代初，在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出土了一通古碑，碑额上镌刻着“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等字；立碑时间为“咸寧四年十月廿日”。可知，这是西晋王朝刻立在辟雍中的石碑。由于此前并未发现过跟辟雍有直接关系的碑刻，故特称此碑为“辟雍碑”。

辟雍碑的造型既不渝中原古碑的通制，也有自己独特之处。对此“文史博学”博主胡树青已经对她的造型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赏析，今天我们鉴赏她的碑额刻辞。

中国的古碑是古代文化的典型载体，单说他的形制就渗透着法天则地的思想：碑首“象天”，碑座“法地”，碑身刊载碑文阐扬“人事”；人们观看碑刻，首先瞻仰的是碑额；所谓额，也是“题”，其刻辞是画龙点睛的“关键词”，要想准确的顺利理解碑文，首先要读懂碑额上的刻辞。

辟雍碑的碑额刻辞为：“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多至23字，其排版也很独特，绝大多数碑额上的文字，或者单行，或者数行；行与行的字数都相等，列与列的字数均一致，整体版面排列为矩形。而辟雍碑碑额上的文字则参差不齐（见下图）。

对于这种特异的排版，近人大多不甚理解。有个日本学者以为，碑额上的4行文字，每行各自对应着碑文的一个段落，犹如4个小标题。他说“大晋龙兴”，对应着碑文的第一段，述说西晋王朝的兴起；“皇帝三临辟雍”，对应着碑文的第二段，记述晋武帝三次莅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对应着碑文的第三段；“盛德隆熙之颂”对应着碑文的第四段也即“颂曰”以后的四字句式的韵文。

这乍看起来似乎有点道理，其实不然，机械刻板，与碑文本意并不符合。

辟雍碑碑额文字之所以被安排为高低错落，长短不齐，这主要是受制于古代“崇圣”的要求。在古代，诸如祭文、碑文、奏章以及科举试卷等“制式”文字，文中一旦遇到诸如玉皇、神灵、天子、圣人之类的称谓，都必须在行文格式上有所显示，表示敬意，“提行”就是表示敬意最常用的方法。

所谓“提行”，就是在行文中一旦遇到了上述之类的字样，不管行文是否到了一行的末尾，就要另起一行还要提高一个或两个字。辟雍碑碑文的正文中，在“宣皇帝”、“文皇帝”、“圣上”、“皇帝”、“诏曰（其为“皇帝诏曰”的省称）”、“皇太子”等出现时，都使用了“提行”；

碑额上的文字呈现为高低错落，长短不一，也属于此种原理。再者以上圆下方为特征的碑额形状也对排版有影响：中央高，两边低，犹如人的头与两肩，非常得体。

按现代汉语语法分析，“大晋龙兴”并非独立文辞，它直接修饰“皇帝”。“龙兴”一词在历代文献尤其是汉、魏碑刻中，特指一代王朝或开国皇帝发迹兴起，《辞源》释曰：“喻新王朝的兴起。汉孔安国《尚书序》：‘汉室龙兴，开设学校……’”北魏《中岳嵩高灵庙碑》碑文：“大代龙兴，拨乱反正。”明人谷应泰《明代记事本末》以“昭代龙兴”指代朱明王朝初兴……

在这里，“大晋龙兴”修饰的是“三临辟雍”的皇帝，即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在辟雍碑碑文中，他是主角，是“三临辟雍”的主语。所以一、二两行应连读为“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可是由于“提行”的要求，“皇帝”不能屈居于“兴”字之下，而要抬到最高处，于是便成了碑额上的排版。

同理“皇太子”也不可屈居于“辟雍”之下，尤其不能把“皇太子”分裂为两行，也需要“提行”，并且跟第二行平齐。

“盛德隆熙之颂”是以“之”为标志的偏正式名词短语，“颂”为中心词，同时，“颂”更是碑额刻辞的中心语。

古人对碑文的分类方法跟现在不同，有些内容相同仅仅标题上的用字不同的碑文，可能被归为不同的类别。

对于前散后韵的碑文，会把后边的“铭”或“颂”当成文章的主体来标榜，而打头的散文则是被看做居于次要地位的“序”。事实上，“铭”、“颂”之前的“序”的篇幅字数往往成数倍地超过后面的“铭”或“颂”；

从内容或曰功能上看，序文的载述更明白，更具体，更完整。以韵文形式的“颂”、“铭”是韵文，是诗歌，由于受诗歌样式、格律、用韵、对仗的限制，其对事物的记述则非常笼统。从内容上讲，“颂”、“铭”大多是对序文的重复；然而古人依然以“某某颂”，“某某铭”做全文的标题；对于序文，通常则以更小一号的字标记为“并序”；一个“并”决定了“序”的地位为次要。

若照那位外国学者的解读，把碑额刻辞分割为并列的4句话，分别作为4个段落的段意，这就如流水账薄，非常机械！

而笔者的理解，碑额刻辞所要传达给观众的核心内容是“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再莅辟雍的颂”，加上高调渲染和润色，乃称谓为：

“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

这样的刻辞，犹如丽日中天，赫然，灿然，大气磅礴！

欢迎方家长者质询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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