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松弛感」只是他们表面上呈现出来的一种理想状态,但总归能让曾经沉重的肉身找到喘息的机会,找到灵魂片刻的舒适感,在生活的舒适和工作的效率中找到一个更微妙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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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轮流转,曾经削尖了脑袋也要挤进互联网大厂的风光不再,而这时候的外企又成了「墙外靓光」,让墙内「红杏」纷纷「出墙来」。
往前数十到十五年,是中国互联网企业高速发展的阶段。那时候的海归、高科技人才们,纷纷弃外企于不顾,一心只想加入互联网企业。在他们看来,这才是未来的趋势,是「朝阳产业」。
没错,他们的判断准确,早期进入中国互联网企业的人,许多都在期权兑现后实现财务自由。即便进入时间稍晚,也依旧能拿到高于其他企业两至三倍的工资。年轻人开始不再稀罕「铁饭碗」,不再宝贝「外企OL」的光环。
平等、自由才是企业高效运转的精髓,这一点深深打动着一颗颗年轻的心。工作的热情被每个月「几个iPhone」的价格点燃,他们相信,只要努力加班,会赚得比其他人越来越多的「肾」。
当队伍壮大的速度快于业务,「肾」开始不够分。步子迈得太快,导致没有整齐划一的节奏,于是企业们开始整编收缩。年轻人慌了,「内卷」程度成了衡量是否被留用的重要准则。
在每个加班的深夜,打开打车软件,看着还有几百人排队,年轻人开始反思:「扁平化」与「无序」管理的本质区别;「加班时长」与「业绩增长」是否有必然联系;当代人类是在「生存」还是「生活」……
当对比了那些还稳定坚守在外企的同伴们的松弛感生活:露营与飞盘、完整而清净的周末、强制提交的带薪年假、甚至home base的基本面,他们的反叛精神彻底被激起,调转船头,为时不晚。
找到「松弛感」,从回流外企开始。
离开互联网,回流外企的原因其实各不相同,大部分是受不了无休止的「内卷」,但我们也在几个采访中,探寻到一些新的差异化理由:例如职场性别友好程度、企业文化认同感和自我兴趣满足等。
或许「松弛感」只是他们表面上呈现出来的一种理想状态,但总归能让曾经沉重的肉身找到喘息的机会,找到灵魂片刻的舒适感,在生活的舒适和工作的效率中找到一个更微妙的平衡。
以下是他们的自述。
安迪,生于1994年,自动驾驶工程师
毕业后的几年中,安迪经历了几次职业转变;甚至在几次腾讯会议后,完成了人生角色的转变。
2019年,安迪从荷兰一所理工大学毕业后,成了梅赛德斯奔驰的一位自动驾驶工程师。和大多数人规划的职业发展路径类似,海龟毕业,进入外企,工作与专业对口。
但花花世界对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是充满诱惑的。国内的新能源汽车行业正在井喷,造车新势力们不惜高价挖人,安迪就在这时加入了一家知名互联网造车企业。除了薪资比奔驰给的多,安迪也被互联网企业的光环所打动。
进入互联网企业后,安迪有些无法适应工作节奏的差异。当时正赶上公司1亿美元收购了一家自动驾驶初创企业,安迪与被收购的10个人一起,组成了「自动驾驶算法」部门。
团队的工作节奏非常快,早上9点到单位,晚上12点以后下班,从北京顺义到清河的通勤时间超过3小时。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一个月,安迪又跳到了另一家互联网造车企业。
新公司的加班文化没有之前严重,但依旧处在「卷」的金字塔尖级别。安迪告诉「蓝洞商业」:「我们是不休假的,虽说有5天年假,但是也没人休。周末、国庆和春节等节假日,也经常加班。」
也是那段时间,安迪开始筹备婚礼。他找了朋友开的婚庆公司,一方面出于信任,一方面确实没有过多精力筹备。当时妻子也刚刚入职一家互联网大厂,所以直到婚礼举办当天,两口子与婚庆公司只见过两次。关于场地物料的选择、布置,制作和发放请柬的讨论,几乎都在腾讯会议上完成。
「好在我们是在互联网大厂,薪资还算过得去,因此在很多物品的选择上,价格差一两千都不用特别纠结,直接定更好的那一个。」
最焦虑的一段时间,也是安迪即将离职的前后,距离婚礼还有两个月,礼服还没试过,着急可又分身乏力。「我经常加班到半夜到家后,看着家里的一切有点晃神,那段时间真的太累了。」
好在俩人都身在「围城」之中,能够互相理解,不曾因为这些焦虑而发生矛盾。「也确实没什么时间吵架,回到家就睡觉了,跟周围许多「周末夫妻」一样。」安迪有些无奈。
初创企业的制度不完善,是他后来决定离开的另一个原因。为了年底业绩可以打高分,员工们常常要找更多的事情做,「说白了就是无意义地卷」。
当时的老板学历不高,也不是学计算机出身,但极度迷恋「管理学鸡汤」,会下属们布置「周末家庭作业」:读英特尔创始人之一安迪·格鲁夫自传,写出读后感,在定期的阅读大会上朗读出来。
公司还会安排双周OKR进展会议,而且是跟HR一起开。「相当于每两个星期就会跟给你发工资的人一起开会,告诉他你都做了什么,接下来要做什么。」因此在那段时间,公司每个人做事都非常焦虑。安迪的周末和夜晚,基本都在领导突然电话安排的临时加班中度过。
以上种种让安迪抓狂,他决定回归外企。
2022年6月,安迪来到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开启了新生活:十点半到公司,五点下班,周末休息,公司鼓励员工休年假。有完整系统的管理体系,不需要为了「卷」而越界,去做自己范围以外的工作。
「其实是可以不用坐班的,但我做自动驾驶技术,公司的讨论氛围会更好。」安迪在新公司可以更纯粹地投入到技术研究中。
每周开会,安迪收到老板的第一个反馈永远都是:「这周有什么问题需要我给你解决的?」这让安迪找到了归属感。「每周跟老板开完汇报会,整个人都是比较有信心的状态。我们公司的老板与下属开会,主要作用就是给下属建立信心。」
差不多时间,妻子也从互联网大厂逃离,回到原来的工作。俩人有了更多的相处时间,感情也更甜蜜了。不久前,安迪还养了只猫,下班后一边撸猫,一边和妻子分享一天发生的事情,不会收到工作信息,专心陪家人的日子,让安迪摆脱了工作焦虑。
Linda,生于1991年,营销经理
Linda是个女性主义者,几次面临职场对女性婚孕问题的拷问后,选择了对女性年龄问题相对友好的外企。
2015年,香港会展管理硕士专业毕业后,Linda很快收到了达能在上海的实习岗位,不假思索就接受了。但实习的两个月里,每次例会,同事大部分时间都用上海话交流,祖籍北方的Linda觉得格格不入,于是离开上海,转战北京。
Linda在智联上搜索「国际会展」,发现一家公司与许多知名企业都有合作案例,例如乐视、大疆等,她觉得专业对口而且团队成员整体年轻化,收到offer一个星期就入职了。
很快结识了另一位从香港留学回来的女生,工作一段时间后两人都发现,被老板画的「饼」坑了。作为乙方公司,无休止的加班和修改成了工作常态,Linda当时的组长,一年加班时长高达两个月。
一次展会,Linda熬了一个星期通宵,每天凌晨五点才从工作室走出来,「我当时觉得自己马上要猝死了。」方案确定后,在展会开始前两天,又临时被要求更改,这让Linda彻底崩溃,「我身体受不了了,改不了,找别人吧。」
这段经历把她累怕了,在日后几次找工作中,她首先关心的问题都是「加班严重与否」。
在朋友内推下,Linda进入了一家互联网企业做留学相关业务。虽然经历了几次业务整合和人员淘汰,Linda依旧凭借出色的工作成绩留了下来。
2020年上半年,Linda对业务游刃有余,进入疲乏期。再有半年就30岁的Linda很清楚,30岁后再换工作,可选择的范围会大幅缩小,因此想在29岁结束前谋求更多可能。「当性别、年龄和工作年限都不占优势,最终被裁员的可能性极大,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变化。」
守着互联网企业圈子,她面试了百度和腾讯。
百度的面试进行到最后一轮后,戛然而止。Linda说,谈及薪资时,HR问了许多关于这个年龄为什么没有婚恋的问题,Linda觉得被冒犯,回复的态度也比较直接。过了大约一个月,Linda在百度做HR的老乡告诉她,百度录用了另一个男生,因为不涉及婚恋和加班问题。
腾讯的面试更可笑。面试官是一位年轻的孕妇,Linda盘算着,这样的身份应该会有「女性共情」,没想到,「是单身还是已婚?」「29岁为什么没结婚?」「家里不催吗?」等一连串问题甩在Linda面前,最终各种原因叠加,也没有后续了。
Linda告诉「蓝洞商业」:「29岁就要敲响警钟,比如单身未婚、已婚未孕,受欢迎程度会降低。我在大厂工作时,也会帮领导筛选简历,30岁以上的女性领导基本不会考虑,除了婚孕问题,领导也会考虑管理难度。」
2022年8月,Linda在之前合作过的一家外企找到一个合适的招聘岗位,几轮沟通后顺利入职。外企和互联网大厂带给她的差异化感受是,除了薪资福利更好,对待年龄问题的态度也不同。外企的第一反应是经验丰富,而非年龄歧视。其次,在裁员保障方面也比互联网企业更友好。
「这家外企的HR里,哪怕是中国HR,也没有问过年龄和婚孕问题,这些是有法律条例规定的,不允许存在隐性歧视。」Linda说。
目前,Linda是新公司驻北京的唯一负责人,工作地点自由,通常会在线上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同事开会。她也把「能听到隔壁跳绳」的出租房退掉,换到了生活环境更舒适、房租更低的北京顺义。
或许是习惯了快节奏的工作,时常情绪紧绷的她,会被上级领导劝解:「不需要这么「卷」,今晚加班久了,明天可以多睡一会儿,晚点再开始工作。」
Linda是个喜欢学习的人,利用空余时间,Linda考取了心理咨询师,多了很多充实自己的时间与空间,没了年龄上的焦虑与束缚,她感受到了内心的平静
最近,Linda刚忙完一个大项目,在与「蓝洞商业」聊到「松弛感」时,她发来一张橱窗照片,那时她正走在上海满是梧桐的复兴路上,「带薪逛街」。不是休假,只是一次与上海团队见面的日常。
在被问及回京、工作等一系列可能存在的问题时,她回复:「顺其自然吧」。
志霖,生于1990年,软件开发工程师
志霖是北京人,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业毕业,眼看毕业就要和大多数同学一样进入电力行业,心有不甘。不想走这条相对稳定的路,注定就会走一些弯路。
为了逃离国企,大三结束后,志霖决定去加拿大留学,研究生毕业后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最终还是选择回国。「就想写代码」,志霖抱着这样的想法,去了工资很低、但可以写代码的一家传统IT公司,成了一名IT工程师。
这段工资不高的程序员经历,也给志霖日后的跳槽,奠定了薪资低的调性。
2018年,直属领导跳槽去了某大厂,也把志霖带走了。新公司的技术团队刚刚组建,志霖成了第一批工程师,虽然工资有所上浮,但受限于之前的薪资「洼地」,工资依旧不高。
最让志霖受不了的是企业文化。「公司流行称呼「XX总」,企业氛围是:老板和他的兄弟们。」老板还时常用自己「耳边放闹钟,每睡两三个小时就起来工作」的故事强化员工加班文化,志霖所在部门还曾因为「加班时长明显不够」被点评通报。
不久后,团队经历了不小的人事变动,整个部门大换血。志霖赶在变动以前,跳到了另外一家互联网大厂,开启了一段「先扬后抑」的过山车般经历。
起初的半年,志霖是在亢奋的情绪中度过的。团队组长韩大力也是个专注于技术的理科男。「那段时间想做什么就去试试,即便每天工作到九十点钟也不觉得是加班,因为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主动推动项目前进,不会讲收益率那一套。」志霖告诉「蓝洞商业」。
好景不长,韩大力离职了,志霖也在几次业务调整后,迎来了一位来自「福报厂」的新领导。
这位新领导的管辖范围超过100人,对于志霖的业务并不熟悉,无法制定有效而明确的OKR,志霖团队处于野蛮生长状态。据志霖形容,当时的领导经常让他做一些超过职级范围的策划,绞尽脑汁做出来以后,也无法得到肯定。
2021年,几家互联网大厂陆续取消大小周,但在初期,新领导还是会在临近周末统计周末排班表。「同事们纷纷报名,有的选周六加班,有的选周日加班,只有我选择不加班。」
每次开会前,新领导会先询问前一天每个人的加班时间。「两点、三点,XXX昨晚直接睡在公司。」只有志霖沉默不语,他觉得漫无目的的加班是无意义的。
当时,每天都在自我质疑和与新领导的较劲中度过。还因此错过了一个与面试官交谈甚欢的岗位,原因是面试官觉得当时志霖的性格略带攻击性,虽然技术过硬,但担心团队合作会出问题。
2021年11月,志霖收到特斯拉和以WLB(Work Life Balance)著称的某大型跨国科技企业的两个offer,由于特斯拉所做的业务偏销售方向,他选择了去后者写代码,对他来说是一种回归初心。
现在的志霖住在北京亦庄,公司允许在家办公。每天10点上班,6点下班,工作时间讲究效率,而不是无意义地消耗时间,空闲了会去骑骑摩托车。
「有时下班甚至懒得走,反正回家也只是谈谈恋爱,游个泳,在公司有免费水电。」现在就算加班,志霖也可以自己掌控节奏,「不像以前充斥着攀比和傲娇的意味。」
现在的志霖,整个人都松弛下来,不再「有攻击性」的感觉,如果再去面试那家失之交臂的公司,或许会成功,但他已经对互联网公司不再渴望。
韩大力,生于1989年,技术专家
韩大力是个能折腾的人,他沉迷于技术本身和事物的本质研究。在曾经的下属志霖眼里,韩大力是个理想主义者。只做自己好奇和感兴趣的事,靠内心的热情做选择。
故事的开始要从浙江大学肄业说起。韩大力在读研究生的最后一年,接到百度在线音乐的offer。面临帮导师干工资很低的私活和知名互联网大厂的橄榄枝,韩大力选择了后者。2014年的百度,江湖地位甚高,对年轻的毕业生来说,这是不可错失的好机会。
但一年后这项业务就被卖给了泰禾娱乐,韩大力也随着业务去了。2015年,网约车行业兴起,他进入了滴滴,做基础架构师,「当时滴滴是家冉冉升起的公司。」
进入滴滴的另一个原因有些机缘巧合。当时韩大力在写一本叫《魔力haskell》的书,想找一位行业有影响力的人帮忙写推荐序,就找到了后来在滴滴的直属领导,两人相谈甚欢,新工作和推荐序都顺利解决。
然而韩大力在滴滴仅停留了一年半,入职后3个月,直属领导背锅离职。2016年的「顺风车安全事故」后,滴滴开始遇到一系列安全问题、合规问题、以及「价格战」,韩大力开始对滴滴失去信心。
之后,韩大力加入另外一家如日中天的互联网大厂。当时韩大力的同组领导,饱受游戏广告之苦。「用心做广告,用脚做游戏」是那位领导对许多游戏的评价,于是想自己做一名广告工程师。
与韩大力不谋而合,他对于这家公司各类产品里的广告推荐机制都充满好奇,他要做的是让用户在某个特定时间看到感兴趣的广告,并点击进入,完成商业转化。
抱着这份工作热情,韩大力在这里待了三年多。期间韩大力写的那本《魔力haskell》被清华大学教授看到,邀请他在清华大学讲了一个学期公开课。韩大力感叹:「清华的学生真是聪明。」但被「蓝洞商业」问及是否会持续讲课时,他的答案是否定的。
持续讲课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兴趣和好奇心,余下来都会是重复的动作,他不愿意。
让他放弃这份工作的,也是「没了兴趣」。当时韩大力需要对接各类广告主和他们五花八门的需求,对韩大力来说,他不是局中人,无法站在广告主的角度理解需求,重复的接口搭建和推广让他感到乏味。离开,是唯一的出路。
2020年,韩大力来到一家外企做技术专家。职级不低,薪资高于上一家互联网大厂,更重要的是,他有了大把属于自己的时间。几年的互联网大厂经历,让他攒够一些积蓄,利用这些时间和资本,韩大力开始了放飞自我的创业。
他是个重度自行车骑行爱好者,家里摆放着小10台自行车。身在骑行圈,了解骑行者痛点,他决定创业搭建一个骑行车停车APP,与路边咖啡店合作,允许骑行者把车停在门口或店内,在APP上按小时收费。但是需求过于小众,创业半年,宣布失败。
但韩大力并没有沮丧,反而利用办公室还没有到期的日子,开了一家骑行咖啡店。店里的墙上,挂满了各种型号的自行车架。韩大力的动手能力极强,店内的水槽和桌椅的搭建、墙上打通下水管道等,都是他亲手完成,他享受「解题」的过程。
除了老板的身份,他还是店内的咖啡师。他在网上学习咖啡拉花,一杯杯练习,还把咖啡分给楼里上班的人。很快楼里的员工,都知道了这家咖啡店,还没开始售卖,就有人慕名而来。
最近他又接到了一些造车新势力企业的面试邀请,他调侃说:「除非对方真的能给到比现在公司高出很多的薪资,否则我是不会考虑的,在这里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有了多家企业工作的经历,韩大力面对生活显得从容了许多。脱口秀演员鸟鸟的一次表演让韩大力很有共鸣,他以前觉得自己是开火车的人,现在发现自己是躺在铁轨上的人,承认自己是个普通人,而普通人没有太多选择后,生活反而清爽了。
那些曾经从国企到外企、再到互联网大厂的人,如今又开始走回头路,又一个循环似乎正在发生。环境的变化改变着年轻人对于工作和生活方式的选择。
唯一不变的是,一切都在变化中。
应受访者要求:安迪、志霖、Linda、韩大力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蓝洞商业”(ID:value_creation),作者:贾紫璇,编辑:赵卫卫,清一色财经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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