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高 山】组建一个由全球3000名专家组成的“防疫消防队”。这是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对新冠肺炎疫情及其他全球流行病给出“药方”。在其今年5月出版的新书《如何预防下一次大流行》中,盖茨详细阐释了自己的观点。该书中文版在中国出版后,吸引了更多读者的关注。人们不禁好奇,作为IT领域成功人士,盖茨在书中给出的“防疫验方”是否科学有效?有没有可操作性?他的一些观点也引发了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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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盖茨把“防疫消防队”称为“全球流行病应对与动员”团队(GERM),招募人员的技能涵盖流行病学、遗传学、药物和疫苗开发、计算机建模,甚至外交等领域。在世卫组织(WHO)等机构帮助下,这支“消防队”可以随时处于人机待命状态,以便对随时随地出现的疫情作出最快速的反应。盖茨认为GERM每年花费10亿美元左右,在没有疫情发生的间隙,团队将致力于加强全球抗流行病基础设施,以检测、监测和抑制潜在疫情,同时进行必要的培训和训练。
盖茨在书中建议设计和商定快速大规模测试防疫特效药和疫苗的协议,以便在疫情暴发时很快有特效药物、疫苗可供大规模使用;他还希望改善疫苗制造和分销模式,尤其是加强研发常温疫苗,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很难大规模推广主流的低温疫苗。
盖茨向来自称“科技乐观主义者”,在书中他乐观预言,凭借“大数据”等IT技术手段的发展和覆盖,全球对疫情的预警和感知能力将显著提升,而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技术进步,又将使疫苗和特效药的研发效率大幅加快,他甚至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技术的突破可能催生一种“一针可应对多种疫情”的新型广谱疫苗,有助于人类更有效地应对“下一次大流行”。
对于盖茨的“防疫验方”,一些人给予积极评价。如《出版商周刊》称赞盖茨书中所言是“深思熟虑的探索”和“通俗易懂的科普”,并特别谈及其GERM计划“现实而合理,听上去可信且可行”。《新科学家》认为盖茨提出的是“再及时不过的建议”。
但也有许多人指出,盖茨的“验方”并不靠谱。著名作家吉姆尖锐地指出,盖茨“验方”的最大卖点是政府和“超级跨国部门”的强势介入,并特别强调“此举有助于实现公平,消除因贫富差距所造成的防疫不平等”。但倘若将这种“超级干预权”交给政府,则势必压制商业部门和科研机构的投入积极性(因为再努力也不赚钱),从而影响防疫效果;倘若将这种特权交给商业性机构,如何能抑制这些机构凭借特权牟取暴利的本能?
迈阿密大学经济学家科恩也指出,盖茨在书中一味“吹嘘”慈善事业的能量,但这种“小广告”缺乏说服力,“慈善事业更多是富豪避税的工具,从1913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慈善开始,它从来没有解决过任何自然或社会瘟疫”。科恩认为,盖茨有意无意将“借助疫情获利”视作“不当获利”,但事实上,只有让真正开发出疫情应对手段者获得丰厚商业回报,才能鼓励更多人力、物力和财力向防疫领域积极投入。
伦敦经济学家斯蒂瓦诺则指出,真正需要改变的是让少数人变得越来越富的机制,这才是“防疫不平等”的根源所在,而作为这一机制的受益者,盖茨在书中是在故意顾左右而言他。
一些观察家指出,某些基金会高调参与旨在迅速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提供新冠肺炎疫苗的COVAX计划,这项计划得到世卫组织甚至联合国的支持,但最终效果并不理想,因为谁也无法阻止发达国家囤积大量疫苗。“仅认识到集体利益是什么显然不够,我们必须生活在一个鼓励集体利益实现的政治经济体系下才行,而盖茨的书却对此避而不谈,对自己实践的此路不通讳莫如深。”
就连推崇这本书的《经济学人》杂志的书评也忍不住吐槽称,盖茨一年多前刚刚出版了《如何避免气候灾难》(How to Avoid a Climate Disaster),如今又跳到另一个领域出版了《如何预防下一次大流行》,所开出的“验方”如出一辙,“都是强力部门的介入、大数据和技术进步”,也都在一轮热炒后成为畅销书,“这种包治百病的验方真的灵吗?”
亚马逊网站上普通读者的评论则更不客气,“正能量”的褒评寥寥无几,不少人直言盖茨“万变不离其宗,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另一些人则认为“盖茨并非公共卫生专家,如此高谈阔论兜售防疫‘验方’不合适”。还有人从技术和社会伦理角度分析其“依赖强力部门和大数据介入防疫”的思路,指出该做法“容易给‘大数据作恶’打开方便之门”,而盖茨作为微软事实上的“大当家”,自然难免瓜田李下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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