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客户信用状况的特征 普惠金融市场已经自动分层

当前，普惠金融的参与机构越来越多，大银行的加入给普惠金融带来低成本的增量资金，但不可忽视的是，低成本的普惠贷款会促使优质小微客户加速从小银行迁移到大银行。对于小银行来说，留下的客户资源风险更高，单笔金额更小，成本也更高。为了确保对这些客户的服务不滑坡，需要监管政策的适应性调整，比如允许专注于服务尾部型普惠金融客户的机构承担更高的风险(风险容忍度提升)，并拥有更加自由灵活的定价权。

市场已自动分层

国有大行发挥普惠金融“头雁”作用;股份制商业银行加大发展普惠金融力度;而中小银行扎根当地，精准定位，在落实普惠金融政策中发挥独特优势。

截至2020年三季度，农村金融机构与大型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额占比最高，分别为36%和31%。说明农村金融机构在小微企业贷款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近年在政策的激励下，大型银行的份额迅速提升，贷款占比与农村金融机构基本接近，而且其贷款增速非常快。2020年以来，分季度看，大型银行的小微企业贷款环比增速最高，而农村金融机构最低。这说明，现行政策对大型银行的激励效果最明显。

普惠业务中的优质企业会选择大型银行;而信用状况欠佳的小微企业很难成为大型银行提供低贷款利率的客户。因此，根据客户信用状况的特征，普惠金融市场已经自动分层。

两大新问题

尽管农村金融机构与大型银行在普惠贷款中的占比分别位居第一及第二，但是大型银行与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显著不同，前者资金成本比后者低很多，能担负起“量增价降”的重任。目前，大型银行普惠贷款利率已经低至5%以下。

而农村金融机构主要服务信用状况较差的普惠客户，这些机构承担的成本与风险较高，因此，需要较高的贷款利率才能实现商业可持续。

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服务的客群中质量最差的20%往往信用风险较高，其贷款利率通常在20%以上，高于“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上限。因此，要确保盈亏平衡和满足合规性要求，这些机构只能放弃这部分客群;另一方面，由于大型银行的资金成本优势，致使小银行的部分优质客户纷纷转向大型银行，出现掐尖效应。农村金融机构的盈利空间受到较大挤压。

与此同时，利率上限使得原本能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小微企业今后无法获得贷款。这部分客户很可能会转向更加难以监管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本意是缓解小微企业融资贵，但是很可能会加剧部分小微企业的融资难。

需差异化监管

现行的普惠金融政策使得各类银行与其服务的客群之间自动实现了匹配，由于各类银行服务客户的风险特征不同，贷款政策对其产生的影响也不同，故需要差异化监管。

对于大型银行的监管，应该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侧重于降低融资成本，大型银行的普惠业务着重缓解贷款对象的融资贵问题;而对于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应侧重于缓解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对小微企业来说，融资难比融资贵的影响更大。它们为了“周转资金”进行短期融资，往往能承担20%以上甚至30%的年化利率。事实上，农村金融机构针对部分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年化利率多在18%-20%左右。这是市场化的“均衡”利率。如果人为降低贷款利率，很可能导致专注服务小微的银行无法持续经营，进而使银行收窄服务范围，导致部分小微企业无法融资。

此外，应尽可能保持普惠金融政策的稳定性，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与应急监管，激励金融机构将精力主要放在提升风控能力、扩大服务范围上，避免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的各类机构之间进行贷款成本的竞争。

(作者单位系上海财经大学小企业融资研究中心，上财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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